思政课 | 刘怀玉：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贡献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总体的历史科学视野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贡献
刘怀玉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
来源：紫竹评论
恩格斯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10年了,但学习与纪念恩格斯的必要性则毋庸置疑，更何况目前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工程要求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之创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恩格斯理论贡献的当下意义由此进一步凸现。
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
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重新提岀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此外，我总觉得，现在我们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当代意义时，关于他们的哲学对近现代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继承关系讲得太少，而对他们哲学的“后现代性”意义有些夸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替代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并没有通盘否定以往哲学史的合法性,而是发现了让哲学摆脱近代困境的一条新路子。这条路子是恩格斯指出来的：“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哲学不是自闭于知性的静止的逻辑体系，它应当关注经验科学与现实历史过程。黑格尔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超越近代实证科学的、直接的、非反慮思的经验主义，同时纠正谢林思辨哲学非反思的、非历史的绝对同一哲学的直接性，从而将哲学所追求的真理理解成为一个过程。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哲学不再是静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而是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没有独立于事物之外的本体论，而只有融化于历史过程之中的认识论与辩证法。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它历史地瓦解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打破了形而上学哲学的自足性幻觉,驱散了意识形态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迷雾,指出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提出了一种具有总体视野的历史科学。
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创新,既不能使马克思主义泛化成可以和任何一种社会现实与具体科学相融合的、非批判的知识体系总汇,也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内缩为放弃现实关怀、仅仅关注人生困境的纯哲学批判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既要有开放的思想视野,也要有自觉而坚定的方法论边界。这是我们应当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有益教诲。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文章链接：
戴维·麦克莱伦著，臧峰宇译